记者站腐败的制度分析

　　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诱发了新闻界某些人“新闻寻租”的欲望；但是，新闻界腐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其中，报社驻各地记者站，成了这种缺陷的集大成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从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市场经济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一定的新闻运作空间；同时，让政府甩掉了“经费包干”的沉重财政负担。如果说这是一种“创新”，那么它确实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媒介体制。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见解，目前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媒介体制：其一，以美国为首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其三，中国目前的国有国营和实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事实上的行业垄断地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没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因此，内生型腐败随之滋长。起先是记者借“正面宣传”的惯性，以“新闻报道”(俗称“仙人指路稿”)赢得宣传对象的好感，然后顺利拉到广告；媒体得到大头，记者个人则提取普遍被视为合法的“组稿费”(注意：“组稿费”是中国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发明，实际上是一种回扣)。这是“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

　　与此同时，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文字之间的“广告文学”(如今俗称“软文”)，以“专版”的形式粉墨登场；除了媒体中的热衷者，亦给一些地方上不得志的文人找到了一种财路。进入90年代，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有偿新闻”的一种新形式。但是媒体广告市场逐渐由80年代的“卖方市场”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买方市场” ；对于全国发行的报纸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新闻寻租”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较多地出现借舆论监督之名、行新闻敲诈之实的案例。

　　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报社“开辟财源”。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一方面是个人道德品质和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无法匹配，其根源还是来自报社本部的“创收指标”、“奖惩机制”在兴风作浪。

　　最近若干年来，在广告“买方市场”的压力下，一些记者站开始大量聘用本地“能人”(影响力较小的媒体这个进程开始得更早)。其实，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拉广告和组织写“广告文学”。而对他们的资格审查，与其说是新闻从业性的，不如说是商业经营性的。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不难解释“记者站现象”：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就是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事业单位，企业运作”的模式。对此，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的话一语中的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如前所述，当今世界上有三种媒介体制。但是，新闻腐败通常不发生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体制下，而出现在第三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在部分转型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例如，今天的俄罗斯记者收受“红包”不是个别事例；在墨西哥，一些记者的信箱中每周会收到装在信封里的现金。现实表明，中国的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应进行深化改革的时候。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并举，即新闻运作与经营业务的分离，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管理部门不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找到了合适的对策。犹存担心的是，如果媒介的内部机制——具体地说就是经营体制和新闻运作不能有效分离，这种自查很难形成真正巩固的制度，而流于“刮风式”的形式主义。“红包”现象不止反增，似乎是一种先兆。而要求媒体改变目前的运作模式，似乎更是难以完成的使命。